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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共的社会动员与持久抗战

2018-11-01 22:50:24作者: 刘大禹 柳敏 浏览:724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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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保障持久抗战的进行,最大限度动员广大群众,凝聚抗战力量,保证了持久抗战的顺利进行。因此,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既可阐释抗战时期中共放手发动群众与壮大群众力量的方式,亦能深刻理解中共领导持久抗战的根源所在。


中共成为战时社会动员之主导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国土广阔,但国内纷争不断,国力不济。中国政府并未因此构建一个持续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抗战准备也未能完成。


  一般而言,当一个民族遭遇外敌入侵时,民族心理势必发生相应变化。受日本炮火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与上层精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与“救亡图存”的使命感不断升温,民族主义意识逐步觉醒。普通民众也能感受到国家和民族的深重危机,发起抵制日本的爱国行动,呈现出抗日救亡的星火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深感动员全国人民抗日的必要性,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救亡图存。中共不但呼吁民众抗日,而且“还欢迎国民党中央任何领袖、任何党员来参加与领导抗日救国的神圣战争”。面对日本在华北不断制造事端的态势,中共中央强调,“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强盗计划,除了动员全中国的力量给以坚决的击破之外,是决不会改变的。如果以为日寇的侵略会停止于黄河以北,而我们可偏安于黄河以南,也是完全的幻想。和平绝不可能,抗战决不可免,已经是明白无疑的事实。”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蒋介石思考是否决心应战。他判断“此时倭与我无开战之利”,为应对事变计,采取部分动员的方略。蒋介石指望国际社会予以干预,以避免中日可能发生的大战。但毛泽东对事态判断要清醒许多,7月8日,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周恩来也亲上庐山,敦促蒋介石接受中共实行全民抗日的主张。


卢沟桥事变


  蒋介石受中共全面动员要求之所动,也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之影响,7月9日,开始思考处理对华北的战事,“准备动员,不避战争”。7月23日,毛泽东写《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强调坚决抗战的方针,就是“动员全国人民,全国军队,争取广泛外援的办法”。毛泽东在1937年8月1日出席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抗战动员体育大会上,表达了坚决打击日本的决心,“把我们这里的方针带到全国各地去,把我们的决心带到抗日最前线去”。


  由于中国国力羸弱,亟须进行全面抗战动员。谁能团结抗日力量,谁能担当社会动员的主导权,谁就能最大限度获取民心。国民党虽表示抗战,却停留于部分的军事动员,蒋介石担忧“以倭寇有组织之国家,其全国动员,人人能发挥其战争之效用。惟我无组织之国家,事事皆须以一人当敌国之全体,可不惧乎”。结果,面对民众的抗日热情,国民党竟无所动。外国观察家亦能感到,抗战初期北平沦陷后,许多群众组织希望能够得到官方的支持,“乡里的游击队、铁路游击队、护路队等有可能在中国的防御力量方面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那时,官方却没有任何协助武装地方志愿兵的打算”。


  中共却主动担负起全面动员的重任。毛泽东指出,“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中共领导的三大红军主力接受了国民政府的改编,迅速开赴抗日前线。毛泽东于9月1日在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称,全国性抗战开始,但还是单纯的政府抗战,压制人民的积极性,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争取胜利,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毛泽东虽认为国民党准备应战,但“目前还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即统治者怕群众起来”。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表现出一定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组织了几次大规模会战。但是,国民党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贪污腐败成风,严重脱离下层民众。相比较而言,中共的政党组织和群众基础却有明显的优势,动员效率更高。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党员“应该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之发起人,宣传者与组织者,以诚恳坦白谦逊之态度与努力之工作,取得信仰及这类团体中的领导位置”。


  不过,战时社会动员的任务颇为艰巨,中共也并非能轻易实现。一方面,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辽阔,交通不便,情况复杂多样。另一方面,普通民众民族危亡意识尚未达到自觉程度,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据李维汉观察,中共初创的陕甘宁边区,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状态突出。“知识分子缺乏,文盲高达百分之九十九;学校教育,除城镇教育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弟子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聂荣臻在一份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称:“这个地区,过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旧的落后势力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比其他地方特别显得落后。人民政治生活的落后,没有斗争经验,文化闭塞,造成了政治相当的守旧与落后。”革命色彩浓厚的陕甘宁边区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普通大众更是阶级、民族和国家意识浅薄,终日围绕温饱问题而劳碌不止,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如任其发展,民众不能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党与群众泾渭分明,抗日力量无法凝聚,共产党便难以扎根于群众,更谈不上持久抗战。毛泽东对此深感忧虑,他在《论持久战》中写道: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拼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显然,持续有效动员民众参与抗日,是保证持久抗战的关键。

 构建持久有效的党政社会动员系统



中共如实施社会动员,保证持久抗战,必须构建坚强有力的社会动员机制。1937年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


1937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秦邦宪在延安


1937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指示,“共产党员应该以抗日积极分子的面目参加到政府与军队中去,并取得其中的领导位置”“应该到处公开提出党对于保证抗战胜利的具体主张与办法,批评其他党派的不彻底与不坚决,以动员全国人民,环绕在我党主张与口号的周围”。不久,中共召开的洛川会议明确指示,“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核心。”


  随着局势的发展,中共希望这种全面动员贯彻于全国各阶级与阶层。1938年6月30日毛泽东给《新中华报》题词:共产党员,应与各党各派各界人民一道坚持抗战,为驱逐日寇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并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不达目的,决不停止。同时,毛泽东还认为这种全面社会动员,应当包括儿童。他给《边区儿童》题词: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


  为全面动员民众,领导持久抗战,中共适时调整与完善党的组织系统。1938年11月6日,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重申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中共将党的组织系统分为三级,即中央-地方党组织-支部,力图使党的力量渗透到全国各地,明确动员职责。


  中共中央充分虑及地方的复杂性,赋予地方党组织相应的自主权,有针对性开展社会动员,“必须估计到各种可能的变动,而带有弹性与伸缩性,给地方党以机动的余地”。同时要求“地方党必须严格执行中央的政治路线、决议与决定,不得有任何反对中央的言论与行动”。中央通过选派巡视员、召集会议、检阅工作、下发决议和文件方式,加强与地方党组织的联系,对地方党组织有绝对的领导权与指挥权。地方党组织充分承担社会动员上传下达的功能,遵从和传达上级党部的命令,并对下级党支部予以工作指导。党支部充分考虑到民众的利益诉求,承担具体动员的任务,经常了解群众的情绪与呼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陕甘宁边区政府与根据地政权承担着动员的具体重任。毛泽东反复强调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力图将陕甘宁边区建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坚持“三三制”原则的顶层设计,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权,又能动员最广泛的各阶级与阶层参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包括参议会、政府和法院三部分,参议会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1943年4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第一条就规定,“各级参议会为各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政府服从各该级参议会之决议。”参议会有选举或罢免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政府委员及高等法院院长;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司法机关的公务人员;创制和复决重大事项,创制边区单行法等事项的权利。边区政府由参议会选举产生,参议会的决策交由政府执行。


  边区的乡政府是政权的重要基层组织。乡村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动员政策的实施,都由乡政府主导完成。乡政府主要领导人是党支部成员或领导,保证了基层党组织与政府组织的有机统一,形成了以党支部为领导核心、以基层政权为执行主体、组织民众积极参与的乡镇社会动员机制。


为深入动员群众,中共还努力建立与领导抗日民众组织,建立了统一的民众组织——抗敌后援会,担当政治动员、武装动员、提高群众的政治警觉性和动员群众参与建设等主要任务。在乡村,建立的抗敌后援会有“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农民会”等,吸引了90%以上的边区民众参加。中共在边区行政村中还积极召开群众大会,凡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都要通过召集群众大会充分讨论,实现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愿望。毛泽东指出,“只有经过民众的讨论才能取得群众更多的拥护”。

开展形式多样的持久抗战社会动员



如上所述,中共建立了完善的党政动员体系,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动员方式,党组织、基层政权与民众实现了完美的结合,党和各级政府实现了完美的结合,呈现出高度组织化与民主化的特性,显示了中共强有力的社会动员能力,保证了持久抗战的顺利进行。


  一是加强持久抗战的人力动员。为实现持久抗战,中共最大限度组织民众参与于到抗日之中,鼓励建立群众武装组织,并提供相应的指导,成为各种自卫队,游击队,通过多方援助与指导,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与军事技术。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一个自卫军的条例,规定所有青年,不论男女,都有分别加入自卫军、少年先锋队,有武装保卫国家、保卫边区的权利和义务。边区政府开展征兵动员、抗日军人归队运动及慰问前线溃退友军、伤残官兵和家属等一系列动员工作。


  二是加强经济生产动员。由于战争连年征兵,各地青壮年普遍参军,劳动力锐减,根据地遭受了日军围剿,国共关系倒退,1940年和1941年,各抗日根据地遭遇空前物质困难。为此,边区政府制定了民生主义的经济财政政策。在农业方面尽量增加粮食生产,因地制宜发展畜牧业,提倡和推广植棉,军队实行屯田,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在工业方面,主要发展小手工业,制造日常生活用品等;在商业方面,实行战时经济政策,反对统制垄断;此外还发展盐业,建立国防工业,发展军需工业,宣传劳动模范的带头作用,举行生产竞赛运动等。通过上述发展经济的动员,既改善了人民生活,也极大提高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保证了抗日的物质需要。1940年3月,陈嘉庚访问延安,对当时的人民生活状况有所考察,“二年前伊等初来时到处多见穿破衣者,十左右岁女童无裤可穿者颇多。近来穿破衣者极少,女童虽数岁者亦有裤可穿。”


  三是加强政治动员。中共努力保证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的自由,保证人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政治和法律上保证男女平等,也使妇女最大限度参与到抗战之中。在陕甘宁边区进行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中,全边区70%的选民都参与了选举,参选妇女占了女性选民的15%左右。以延安裴庄乡为试点的第二次民主选举,裴庄乡分为四个选区,三个选区的妇女参选者达到90%,更是出现了一部分的女参议员。


  四是加强文化教育动员。中共注重加强对民众的文化教育,让农民识字,传播新的文化道德观念,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操,培育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意识。譬如,通过对民众的抗战形势教育,谈及目前抗战所处的困难,使广大民众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中共还把抗日教育融入根据地的国民教育体系中,编写战时教材,办夜校,组织读报会,设立剧团,成立俱乐部等形式,组织学校师生经常下乡普及知识、宣传抗日爱国。


  五是加强艺术传播动员。中共重视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创作与传播,作为社会动员的方式。戏剧界、音乐界、漫画界和文化界围绕抗战主题积极创作大众化、民族化作品,打造道德感召的人物形象,在实践中亲自传送下乡。中共经常组织文化工作团、战地慰问团、服务团、访问团、演剧队和抗敌宣传团,开展抗敌文艺活动,推进抗战文学创作;编印抗战宣传材料和通俗文艺书刊;开展街头剧、诗朗诵和读报组等大众文艺活动;在报纸上发表社论进行话语批判;通过集会演讲宣传日军的侵略行为。譬如,在人民抗日剧社到陕北各地进行巡回演出时,有机关工作人员表示:“我们才感觉到剧舞有这样的作用,在我们平时想尽办法召集群众谈话,或者向他们谈话,老是不容易召集起来,谁知你们表演新剧他们看了后,走也不愿走,总是还想看……”


  经过中共持续有效的动员,乡村民众支持中共的群体与日俱增。他们不仅积极参加和响应党的号召,还劝导和教育身边的人配合中共的工作。正如毛泽东所说,“政府的人如不同老百姓结合,事情就办不好”“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就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中共在社会动员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动员—回应”模式,赢得了乡村民众的大力支持和广泛认同。


  中共通过社会动员,积极引导民众投入抗日救亡之中,与民众联系不断紧密,使民众的生存需求与持久抗战高度一致,民众的爱国主义得到唤醒,民族意识得到激发,抗日热情不断促长,夯实了持久抗战的群众基石。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  

来源: 团结报文史e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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