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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次握手”看“四十之惑”

2019-01-04 22:33:30作者:赵 璐 浏览:564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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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大陆到超级大国,美国以卓尔不群的姿态迅速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从泽被东西到民族复兴,中国以卧薪尝胆的坚韧期待在新时代创造更大的奇迹。中美关系不仅是东西两大政治经济体的竞争合作,也是两种观念两条道路的碰撞交融。适逢中美建交40周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却“暗礁”频现、前景未明,似乎陷于“四十之惑”的焦灼尴尬。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行,中美之间合则两利,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既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两国应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以清醒的战略判断和负责的大国担当为前提,求同存异方能行之长远。


破冰:

“跨越大西洋的握手”


40年前,中国再启程。1978年12月15日,中美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建交公报》)。三天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之路豁然开朗,国内国际压抑已久的积极力量喷薄而出。我们再把时间轴向前延展: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1970年10月13日,中国与加拿大建交;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有基辛格访华铺垫在先,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终成破冰之旅,北京机场尼克松与周恩来“跨越大西洋的握手”成为历史的经典定格,《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但接下来,中美建交之路却并未水到渠成,两国相向而行却多有波折,终于在尼克松访华7年之后尘埃落定。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


中美建交改变两国,影响世界。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决定人类发展水平的关键在于各民族间的可接近性。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为东西方全面交流奠定了基础,为各国发展,特别是中美两国的互利共赢创造了合法性前提。中国改革开放一方面主动调整资源配置方式,另一方面积极拓展资源配置范围,以令世界震惊的发展速度实现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跨度。


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中国速度”的稳健提升,不仅得益于内生动力的充分发掘,也得益于“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相对宽松稳定的国际环境。与此同时,美国也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国内市场和生产要素的国际化为美国的产业转移、结构调整、市场开拓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美国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外部拉动。中美两国作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在40年中已形成实际上的合作共赢关系,这是新时代中美关系不容否定的现实基础,也是两国应共同珍视的发展优势。从国际范围看,中美之间的交流合作顺应全球化浪潮,成为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不断发展成熟的重要引擎,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两国间相对优势的全方面互补和东西方价值观的深度交融。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全方位战略交往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健全完善,特别是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间交流机制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从而具有极强的理论价值和世界意义。在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之时,2018年6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正式对外发布《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向全世界公开中国加入WTO这17年来的表现。从“世贸新生”到“核心成员”,中国与国际多边贸易体制互促共生,并业已成为国际贸易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强有力的守护者。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应该共同维护国际合作平台,不断健全国际合作机制,以负责任的大国视角为人类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作出审慎抉择和积极贡献。


建交:

两国关系走入一个崭新时代


两国关系不能拿原则问题做交易,但双方也要秉持互信互利之心。中美建交的过程充分体现出两国之间在根本原则、核心利益与价值观念上的博弈,两国通过积极协商弥合分歧的经验极具现实意义。能否在台湾问题上达成共识,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首要条件。中美之间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就是联合国中国代表权之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后,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一贯坚持的立场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新中国政府作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理当享有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从1950年9月召开的第五届联大起,中美就中国代表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61年11月15日,在十六届联大上,肯尼迪政府以“重要问题案”替代“延期审议案”,使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即“任何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变更”均需要三分之二多数同意方能生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设置了新的障碍。20世纪60年代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美国相对优势的下降、美苏军事力量的变化、西欧离心倾向加剧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形成了对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有利的外部条件。1969年初尼克松入主白宫,尼克松接受了基辛格的“五大力量中心论”,在战略收缩的同时意欲利用中苏分歧,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以此保持战略优势。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政策目标是,在不刺激中国政府并保全台湾席位之中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并推出了“一个国家,两张选票”(One Nation Two Notes)的“双重代表权案”。中国政府对美国这一“两个国家”性质的政策提出了坚决反对。在致加拿大政府的外交文件中,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加拿大以及任何其他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必须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席位,并不再保留所谓的蒋介石代表作为国际行为体占据任何国际组织中的席位。”


1971年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关系的报告》中指出,在中美会谈中,中方应把握的方针之一是:“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明确告之绝不能接受‘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安排。”最终,二十六届联大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的结果否决了以“驱逐台湾”为“重要问题”,需要有2/3多数票才能获得通过的提案。接下来,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去的“阿尔巴尼亚提案”,美国处心积虑推出的“双重代表权案”则根本未能进行投票。尼克松政府在总结这次失败时提到,“‘阿尔巴尼亚提案’的发起国多年来奠定了广泛的支持基础……他们的成功得益于北京不断努力发展双边关系,得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在‘双重代表权案’下拒绝进入联合国的立场,这种坚若磐石的姿态抵消了许多属意于‘普遍性’原则的国家的努力。”1978年5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布热津斯基时开门见山:“谈到正常化问题,我们观点很明确,三个条件:断交、撤军、废约。这三个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一个主权问题。”布热津斯基结束访华后不久,1978年7月,中美互派代表在北京和华盛顿开始建交谈判,中美两国在谈判中均体现出相当的诚意。美方的谈判策略之一是:先易后难,逐步推进。为避免国会干涉,卡特总统甚至采取了一些“秘密谈判”的方式以封锁消息,保障谈判顺利进行。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会见伍德科克,直接与他就建交联合公报方案交换意见,中美建交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得以在数日内一锤定音。卡特在1978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就在我和邓小平的笔下,两国关系走入了一个崭新时代。”


思考:

新时代的新问题


中美关系再一次走到了关键节点。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心势不可挡,这既需要自身魅力的彰显,也需要国际社会的接纳。当前,新冷战思维主导了美国对华关系的基本判断,美国国安报告中将中国的定位从“战略伙伴”变为“战略竞争对手”,直接凸出了中美之间的竞争面。特朗普政府以强硬姿态频繁向中国施压,遏制不得转而胁迫,狼奔豕突,样子很是难看。国际关系的隔阂不在于地缘障碍而在于心理坚冰,利益冲突的背后是世界观的分歧。


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合作的需要远远大于分歧,合作的必要性和长期性也超越了党派政见的不同和各自国内形势的变化。全球化不等于同一化,现代化更不等于美国化,能否深刻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找准本国家本民族的准确定位,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世界各国需要共同回答的时代之问。


启智于史,认清大势,把握现实,中美关系方能得以“四十不惑”。

来源: 团结报文史e家



关键词:第一次 握手 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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