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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运动的前前后后

2019-05-30 17:33:24作者:刘秋阳 耿光明 浏览:203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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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前的今天,五卅运动爆发。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让中国人民更加团结,更加坚强!



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是一次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的发生并非偶然,是长期郁积在中国人民胸中对西方侵略者不满怒火的一次大爆发。


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卅运动浮雕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不断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侵略,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得治外法权等许多特权,在中国横行霸道。上海是西方侵略中国的重要据点,五卅运动发生前,上海租界工部局又提出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和交易所注册三项提案,变本加厉地剥夺中国民众的出版自由,侵犯中国的经济主权。这三个提案立即引起上海社会各方面的强烈不满,“中国民众忍无可忍,遂群起为和平之呼吁”。但是,这次运动直接起于日本帝国主义向上海以及青岛纱厂工人的进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乘机向中国实行经济扩张,其在华设立的工厂,几乎遍及各大商埠,日商纱厂甚至有垄断中国纱市之势,华商纱厂几近被压倒,英、美工厂亦无法与其抵抗。日商纱厂中势力最大者当属拥有巨额资本,设厂遍及青岛、上海及日本国内的内外棉纱厂。


日商内外棉纱厂不仅势力大,而且“虐待工人最酷”。上海内外棉纱厂工人“每晨五时三刻以前到厂,倘略延迟,即不允其入内,停止一日间之工作,每日工作十二小时,稍一休息,即克扣工资”,“该厂不放工人出厂,午餐均携带冷饭入厂,以开水泡食,日资本家绝不以开水供给工人,十之八九均因此生病致死”,“工人大小便亦加限制,每日给以牌照,每纱间仅一木牌,数百工人轮流使用,以致有竟日欲小便一次尤不可得者”。对于日本资本家的种种虐待,工人们有许多不满,“积愤既久,常思反抗”,但“为衣食关系,只得含耻忍辱”。


1925年2月,内外棉第八厂“工人因细故(被日本职员)痛加殴辱,继以刀戳,并押送捕房,工人派代表与之理论,即实行撤职,因是工人益愤”,于是酿成罢工。内外棉第八厂工人的罢工迅速蔓延到其他日资工厂,“此次事件诚为反对日资纱厂监工的兽性而产生的一系列斗争中最坚决的罢工”。后在各方压力下,日商同意不再打骂工人、不无故开除工人,并发还工人的储蓄金、每周二发放工资,甚至“东洋人在厂里向工人鞠躬道歉”。此次风波才告一段落。


然而,日商出尔反尔,继续阴狠打骂侮辱工人,并四处招收女工,为开除男工做准备。待女工招齐后,日商就将积极参与罢工的工人开除。5月15日,日商第七厂厂主以无纱为借口,关闭厂门,不许工人入厂上工,并派巡捕护卫。不能上工,意味工人将衣食无着。夜班工人于是“要求厂员比照该厂日工办法,给予半数工资”,但被日商拒绝,还用手枪、铁棍任意轰打工人,工人顾正红先是“足部已中一枪,即思向左逃避,而日人又迎头向正红腹部放中一枪,正红反奔,头部又中一枪,尤思勉强前奔,但已神志昏迷,乃抱于树上。日人赶至,又用铁棍直击其头部,即时晕绝倒地”,最后因“伤重毙命”。“是役计受重伤者十有一人……轻伤者不计其数。”


听到枪声后,附近的文治大学部分学生“奋往观视,目观日人之残暴与工人遭杀之惨,心不能忍”,于是决议上街演讲、募捐,期望得到民众的关注。次日,许多学生到南京路演讲,但遭到英国巡捕阻碍而被拘押。上海学生会得到消息后,愤激异常,认为“除唤起民众之觉悟外,绝无他法”。


五卅运动虽起于日商纱厂的顾正红事件,却“成于英国帝国主义对援助工人的民族运动之铁血政策”。5月30日,群情激愤的青年学子自动集队到南京路一带讲演,提出“上海人的上海”口号,以激励民众的爱国之心。英租界工部局得知消息后,“命令街捕,遇讲演者,无论男女,悉加逮捕。一小时被捕者达百余人。”下午四时许,学生和市民近万人聚集到南京路老闸捕房前示威,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但是英国巡捕不愿释放,还用木棍、铁鞭殴打学生,打死十余人,打伤数十人,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关于惨案发生时的场景,演讲参加者梅电龙是这样记述的:“斯时捕房附近已拥有看热闹之市民多人,致被驱之学生出捕房门进至三十码外,即无法前进。英捕见群众不能后退,首先发枪击中左侧之某君,群众见此情形,均转背逃避。该捕复前趋发令开枪,各印捕连放数排枪,共计四十余声,当场倒地者九人,朱和尚等四名当场毙命,何秉彝、尹景伊、陈虞钦等七人均因伤重,先后在仁济医院身故。受伤者达五十余,枪弹均从背入,马路上血流成河。”


惨案发生后,共产党人迅速承担起推动运动发展的责任。顾正红事件发生后,陈独秀就立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通告,“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五卅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恽代英等人紧急“商讨应付南京路惨案的办法”,决定联合国民党成立上海总工会,“由陈独秀先生居中指挥,李立三代表上海总工会负责对外活动”,计划“首先发动反抗外力压迫的罢市、罢工、罢课运动”,并与全国学生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商会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一起组织工商学联合会,领导五卅运动。上海总工会、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后,五卅运动随之迅速扩大。据统计,上海仅参加罢工的工人就达25万之多,“所有英、日两国工厂之工人及洋务工人,莫不加入”,“上海学生也一律罢课,即各教会学校也都加入”,“那时我们到上海马路上一看,只见满街贴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图画;处处都有游行的、演讲的、募捐的、演戏的,闹个不休,个个都忙着反帝国主义的工作”。


在1930年5月发表的《五卅的回忆》中,阳翰笙记录了五卅运动后自己在上海街头见到的情景:“平日号称为繁华之区的大英租界,更被阴森冷寂的杀气笼罩着,仿佛已经不是热闹的商场,而是肃然荒凉的墓道了。往日,风驰电掣般快的车水马龙,早已不知奔到了什么地方,各马路叫嚣喧腾的大小商店,也大都把门户关闭得紧紧,工人罢了工,商人罢了市,学生罢了课,华捕罢了岗……奔赴到爱多亚路民国路一带去了。租界里只有帝国主义者差来镇压殖民地暴动的海军陆战队的威风,只有铁甲车队驰骋马路上所卷起来的杀气!……墙头巷角,壁上途中,你都可以听到‘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呼喊,除去了那些卖国卖民族卖工人阶级的高等华人,全上海的民众,都受到了五卅高潮的推动直冲到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前线去了。”


五卅运动发生后,各地闻风而起,反帝火焰势如燎原,迅速燃遍全国,甚至海外。据估计,五卅运动期间全国有600余座城镇、1700万人、近万个民众团体、海外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参加了这次运动。“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军”“经济断交”及“为殉难同胞报仇”的呼声,可以在到处示威游行的队伍中听到。但因各种原因,五卅运动最终“为反动势力压迫而消沉”,未达到预期目的。但毋庸置疑,1925年是“中国工人阶级大觉醒的一年,是中华民族反帝斗争热潮大增长的一年”。


五卅运动以后,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推广到全国。瞿秋白认为,对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人几十年来隐忍到如今,外国特权阶级以为我们永远做他们的顺民,决不敢反抗了。可是如今‘奴隶’不再恭顺了。这次上海的中国人,一起来反抗,援助被杀的学生、工人,反对虐待华工的日厂主和残杀同胞的上海工部局。大家一致的罢市、罢课、罢工。这是表示中国人已经觉醒了。”


五卅运动史无前例地震撼和打击了列强在华势力。列强想不到中国工人居然会起来反抗,其态势的凶猛也出乎预料,并表现出惊恐,如临大敌一般,“侦探往来,巡捕满街,机关枪大炮布满街口,都作射击状”。五卅运动中,列强受到了“空前未有的要害打击”,其“几十年合法行动与先例所建立起的制度,在几个月内就面临着毁灭的威胁。”


正如刘少奇所总结的那样,五卅运动不仅是“中国职工运动自有历史以来一个最高涨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有历史以来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大运动”。


(作者分别为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


来源: 团结报文史e家



关键词:运动 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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