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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黄埔情缘

2018-06-16 22:43:15作者: 浏览:1778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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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在他伟大光辉的一生中,从青年时代他就与黄埔军校结缘,此后黄埔情一直未曾割舍。在此撷取周总理在不同时期与黄埔有关的几个片段,以志纪念。



青年才俊参与办校


  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1924年6月,黄埔军校成立,急需各方面人才。国民党左派人士、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希望中共推荐适当人选。当时,中共方面推荐的第一人就是周恩来。时年26岁的周恩来正在法国勤工俭学,得知要建立黄埔军校的消息,积极赶回祖国,慨然接下重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回国后担任的第一个公职。他还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进入黄埔军校后,周恩来支持进步学生建立“血花剧社”,编演新剧,宣传革命,还在军校成立了中共支部,又通过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关系,为黄埔军校筹到了一批苏联武器。种种开创性的成就,让毛泽东后来称他是“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周恩来也是中共领导军事工作第一人,虽然他没有专门学过军事,但是对军队工作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他参与领导了黄埔军校学生军的第一次、第二次东征,击溃了广东军阀陈炯明的反扑,平定了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他还与其他同志一起,创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做了准备。蒋介石身为黄埔军校校长,对周恩来的工作能力十分赏识,称周恩来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1924年11月,黄埔第一期学生毕业,蒋介石以此为基础,成立两个黄埔教导团,这就是后来国民党中央军的起源,是他的嫡系和本钱。周恩来认为,共产党人也应掌握军队。他经孙中山同意,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调来黄埔军校军官徐成章,学生赵自选、周士第等担任指挥,士兵多为广东工农运动骨干,后来这支队伍发展为叶挺独立团,在东征、北伐中立下赫赫战功。

  1926年3月发生“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被迫从黄埔军校辞职,但仍在中共广东区委分工领导黄埔军校党的工作,并多次应邀到黄埔军校演讲。后来,他回忆在黄埔军校工作这段经历时说:“将近两年间,教过四期学生。1925年参加两次东征,任总政治部主任,打陈炯明。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共产党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国民党人认识。”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期间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果。后来史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骨干多数都出自于黄埔前四期。


教导学生共同抗日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爆发,黄埔军校一期生宋希濂奉命率国民党军三十六师(宋任中将师长)由南京开拔,前往西安解救蒋介石。兵至潼关,队伍就地待命。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大出乎宋希濂及所有国民党官员们的意料。在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宋希濂又奉命进驻西安,维持社会治安,兼任西安警备司令。想到老师周恩来就在西安城内,宋希濂很想去探望,但这类事不请示蒋介石本人,自作主张是会惹出麻烦的。犹豫之间,黄埔军校同期同学陈赓却登门拜访。他受周恩来委托来登门问候。这下宋希濂有了看望老师周恩来的理由。于是经陈赓联系,宋希濂终于见到周恩来。在一间简朴的会客室里,陈赓着一身灰土布红军军服,宋希濂则头发锃亮,将官服笔挺。周恩来风趣地说十年前他们都是北伐军的营长,现在一个是红军师长,一个是国军师长,官阶一样,派头是大不一样。真是小米加步枪与飞机加大炮,一土一洋。宋希濂被说得不好意思起来。他们聊起十多年前的长沙、广州、黄埔,那些让人怀念的日日夜夜。周恩来最后意味深长地说,如今他们走到一起来了,这是颇有象征意义的好兆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从现在起,站在一起。日寇虎视眈眈,大敌当前,已经到了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时刻。在国共两党第二次携手合作之时,希望他们发扬黄埔精神,再来个竞赛。

  宋希濂告别时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表示不仅是他和陈赓俩人,在日本人面前,国共两党都应当真诚团结,保卫中华,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这以后不久,陈赓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宋希濂投入“八一三”淞沪血战……

  在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30万黄埔军人同仇敌忾,与全国军民一道在各个抗日战场奋勇杀敌,十几万黄埔师生血洒疆场,90多位出身黄埔的高级将领为国捐躯,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抗战英雄,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劝导同僚弃暗投明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代表,与作为共产党首席代表的周恩来一起进行过多次谈判。其中,最有名的两次是1945年的重庆谈判和1949年的北平和谈。

  张治中在1924年黄埔军校任职时与周恩来结识,此后,在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两人在谈判桌上数次对峙。但张治中对周恩来的印象是彬彬有礼,进退有节而不失原则,由衷钦佩敬仰。

  重庆和谈,蒋介石的目的在于收编在抗日战争中日益壮大的八路军、新四军,实现国民党一党统治,中国共产党人则进行了坚决回击,同时做出了必要的让步,以维护和平局面。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最后两党达成了著名的《双十协定》。

  而北平谈判,则是在国民党军队节节失败后,蒋介石宣布“下野”,躲在幕后,由代总统李宗仁出面开展国共谈判,妄图搞“划江而治”,在长江以南维持半壁江山。

  北平和谈开始经过10多天的会谈,中共代表团拟出一份《国内和平协定》草稿,南京代表团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其中大部分被中共方面接受了。于是,周恩来代表中共宣布协议的草稿,希望南京方面同意签字,否则中共即大举过江。会上,张治中表示: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而周恩来则指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斗争,绝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他还预言:该协定在南京代表团,在南京当局,在南京方面爱好和平的人士,一定可以接受;但是南京的好战分子是一定不会接受的——其实,任何的东西他们都不会接受。

  对于协定,李宗仁犹豫,白崇禧反对,蒋介石则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后来国民党中常会发表声明,表示绝对不能接受协定!第二天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就渡过长江。

  见和谈已经破裂,解放军又已渡江,张治中觉得再无留在北平的必要,经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商议后,准备回南京复命。周恩来得知后,马上到六国饭店看望张治中,恳切地希望张治中能留下来,特别以“西安事变”为例劝张治中说,“西安事变”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我们不能再对不起你。

  周恩来的诚挚关怀和劝说打动了张治中,他没回南京而留在了北平。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为人师表真诚待人


  1956年,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确定后,周恩来提议逐步释放国民党战犯,以促进这项工作。当时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的百余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多数是黄埔军校学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管理所采取成立学习委员会、组织在押人员到各大工业城市参观、参加劳动等方式对他们进行改造。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这些人,做说服开导工作。他们带去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问候,并把周恩来的意思转告大家:今后谁愿意留在大陆为祖国建设服务,一律妥善安排,愿意去台湾或海外者,政府也给予方便,保证来去自由。1959年第一批十名战犯得到特赦,其中除陈长捷、卢浚泉外,杜聿明、宋希濂、周振强、曾扩情、王耀武、郑庭笈、邱行湘、杨伯涛8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这些人乍一进入新社会,观感一新,莫知所措,整天蹲在旅馆里闭门不出。不久他们接到通知:周恩来总理要接见他们。大家精神一振,惊喜异常。

  12月14日,周恩来在自己的住所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这批特殊的客人。周恩来与他们一一握手,分别询问了每个人的学习、家庭、身体健康情况。之后,总理和大家很熟识地攀谈起来。他说:“我在黄埔军校时,年龄还不到三十岁,有很多同学的年龄比我大,我当时感到有很大压力。”曾扩情答话说:“我那时已三十开外了,我这个学生还比老师大几岁哩。”这时,杜聿明对总理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了,有负老师的期望。”总理不假思索地说:“不能怪你们学生,要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总理对这些特赦将领慈祥的态度,亲切的谈话,如有家人,阵阵暖流,沁人心脾,使他们紧张的心情,消失殆尽。

  一一询问情况后,周恩来招呼大家坐下,在祥和的气氛中开始了严肃的谈话。他说:“你们出来几天了,有些问题先谈一谈好。我们党和政府是说话算话的,是有原则的。我们是根据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来释放你们的”。谈话中,周恩来要求他们着重解决立场、观点、工作生活和前途问题。这次会见,周恩来谈了整整三个小时,使大家如沐春风。杨伯涛一直珍藏此次谈话记录,每逢遇到困难、挫折,常以此激励自己。他曾对人说:“这种对待俘虏的作法自古是没有的。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因为我是过来人,我看到过国民党的兴盛,也看到过它的衰败。我为国民党做过19年事,又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了20多年,我感到只有共产党才有这种胸怀。而周恩来使我形象地认识了共产党。”

  1964年11月,全国政协根据周恩来的提议,特邀杜聿明、溥仪、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6人为政协委员。这表明,他们不仅获得了人身自由,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党和政府的宽大和信赖对每一位特赦人员都是巨大的鼓舞。他们通过书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有的人侨居海外,但始终不忘周恩来的嘱托,为实现祖国统一而奔走。1985年,侨居美国而赶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宋希濂说:“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淡忘了,唯有同周恩来会面的情景记忆犹新。周恩来生前最关心台湾问题,希望我们发挥作用,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他的遗愿。”

(本文刊发于《中国统一战线》杂志,作者埔宣)




关键词:周恩来 黄埔 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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