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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段交往

2018-11-24 21:54:23作者: 周重礼、周立军等 浏览:401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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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团结报文史e家


莫斯科中山大学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曾聚集了一大批中国青年的精英,从这里走出来的学子在“取经”回国之后,陆续成了中国两大政党的风云人物。曾任国共两党领袖人物的王明、博古、张闻天、邓小平以及蒋经国就是从这个学校走出来的。多年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邓小平与蒋经国的一段交往则鲜见报端。



邓小平


众所周知,1925年孙中山先生的逝世无疑是使苏俄在中国失去了一位最亲密的朋友,苏共首脑集团很快也作出决策,对中国革命投入更大的资本,除了枪炮之外,更亟须创办一所学校,以孙中山的旗帜,招徕大批中国先进青年到该校学习,其目的在于用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并成为以后中苏关系的纽带,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1925年10月,蒋经国赴苏联留学。


当莫斯科中大在中国开始招生的时候,蒋经国还是个15岁的热血青年,在当时中国政治文化最激烈进步的上海浦东中学就读。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蒋经国与其他爱国青年一样,坚决地站在反帝一边,参加了反英、反日的游行大示威,事后,学校当局以“行为越轨”开除了蒋经国。6月间,其父蒋介石又介绍他去北京进入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所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不久,蒋经国又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示威游行被警察局关押了二个星期。出狱后,蒋经国于当年8月8日从北京赶到广州面见蒋介石。当时的蒋介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叫得比谁都响,耳濡目染、使蒋经国产生了追求社会主义的思想,因而迫切要求去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至于说蒋介石拿儿子去投机革命,现在看来未必能说清这件事,大凡做父亲的,谁不为儿女的学业、前程操心,按照当时蒋介石的处境也不至于拿儿子的命运去冒险,来为表明自己亲苏添一块砝码。蒋介石之所以同意儿子留苏,主要还是希望儿子学有成就,蒋介石对儿子的学业一直抓得很紧,他把蒋经国送到上海、北京读书,其目的就是给儿子找最好的学校。蒋经国二次闹学潮都出了事,使蒋介石更加不安。蒋介石在广州国民政府身居要职,他不但戎马倥偬军事繁忙又要与各种政敌角逐,几乎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如何安排他的这个“大公子”,一时真想不出一个妥善办法来,蒋介石也曾赴俄考察过,也亲眼见过俄国的许多先进东西,现在有苏联顾问鲍罗廷推荐,又顺了儿子的意愿,加上国共合作正值高潮,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就更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了。


1925年10月19日,正当蒋介石在东征前线作战,征得其父支持的蒋经国和第一批22名同学从广州搭一艘苏联轮船赴苏留学去了。


1926年,中共20名党团员从巴黎转道来到莫斯科大学,其中就有当时22岁的邓小平。


  就在蒋经国到达中山大学之后一个多月,邓小平也从千里之外的法国巴黎转道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他来中山大学的原因与蒋经国有许多相似之处。1925年5月30日,帝国主义分子在上海南京路屠杀中国同胞的“五卅”惨案传到国外,引起海外侨胞的无比愤慨和抗议。时在法国巴黎勤工俭学并担任中共旅欧党团负责人之一的邓小平(时用名邓希贤)是这些活动的积极组织者与参加者,由于他多次成功地组织了旅法留学生、华工、各界华人举行集会、游行,声讨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因而在巴黎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受到巴黎警察当局的跟踪和监视,正当巴黎当局准备把邓小平驱逐出境之际,中共旅欧支部决定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20余人于1926年1月初秘密离开巴黎来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读于中山大学。


  当时的苏俄,内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创伤尚未恢复,各项经济建设还没有走向正规,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却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据苏联档案记载:莫斯科中山大学年预算为一千多万卢布,还动用了当时十分紧缺的外汇。苏联政府尽一切可能保证学校的教学需要和学生的生活,中国留学生享有优于苏联教师的待遇。


  在法国,邓小平他们是社会最低层的外国劳工和留学生,是受到法国警方追捕的秘密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而到了莫斯科,他们则是受到热烈欢迎的贵宾,成为共产主义干部学校的学员。这一切使邓小平感到激动。他在自己日记里写道:“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上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


  中山大学名义上是为国共两党培养干部,其实质是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培养干部的,因而中共旅欧支部来莫的同志格外受到青睐,本来他们在法国就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又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因而这些人都分别担任学校及各班、组的党团干部,如傅钟就担任学校的党支部书记,邓小平也担任党小组长。到中山大学不久就加入共青团的蒋经国就在邓小平为组长的团小组里。


  在学校里,邓小平性格爽朗、活泼、说话幽默、富于组织才华和表达能力,蒋经国特别喜欢这个与自己一样矮个子的邓小平,每次蒋经国约邓小平出去郊游或散步时,除了讨论问题,就是请邓小平讲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天动地,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


  有一次,当左权、傅钟、邓小平、蒋经国等在一起散步的时候,蒋经国突然问:“你们干么老围着一条大围脖?”邓小平告诉蒋经国,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捡马粪挣钱多,干一次,足够一个星期的花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着那么一条围巾,这样既挡风也避灰尘,因此,他们每人也有一条。原来他们是以曾当过清洁工人而感到自豪。


  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拉狄克是波兰人,早年曾在波兰、德国、俄国从事革命活动,是第三国际著名的领导者之一,同时他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他能讲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好几种语言。他对中国留学生的学习、生活非常关心,时常到寝室、班组、食堂与学生们亲切交谈,也颇受中大学生的欢迎。尤其是他讲授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是最叫座的一门课,只有这门课,才能把不同班级的学生吸引到一个教室里来。


  拉狄克校长喜欢晨练,而邓小平、蒋经国却喜欢晨读,拉狄克校长每次早上锻炼身体,总是看到这么二个青年人在林子里读俄语,有一次他跑过去问:“年轻人,你们俄语学得可好?”蒋经国说:“俄语很难学,也学得很累。”邓小平说:“俄语是很难学,但我要下决心把他学好。”听了二人的回答,拉狄克校长狡黠地笑了一下说:“俄语确是很难学,唯一没有困难的是上帝,我和你们都一样。”接着说:“我非常欣赏多佐罗夫(邓小平的俄文名字)的话,要下决心把他学好,你们中国不是有这样的寓言,叫铁棒磨成针,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年轻人,把铁棒磨成针吧。”在拉狄克校长的激励下,邓小平、蒋经国的俄语进步很快,成为全校同学的佼佼者。


尽管后来拉狄克校长被打成“托派”头子,而大多数中大学生认为他是个好校长。

在大革命时期,莫斯科中大被时人称之为中俄关系、国共关系的“晴雨表”。总之国内一打雷,这里便下雨。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右派的支持下,一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中共党员、中山舰舰长李之龙,随后蒋介石借机调动大量军队和警察,在广州市实行戒严,扣留中山舰及其他海军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驻地,收缴工人自卫队枪械,包围苏联顾问的办事处及其住所,监视苏联顾问的行动。拘捕黄埔军校及第一军共产党员40多人。“中山舰事件”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引起了中大学生的无比愤慨,就连国民党学员也感到震惊。学生们在口诛笔伐蒋介石的同时,蒋经国也成为众矢之的。国内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使蒋经国感到很突然,同时也感到很委屈,面对这突发事件,去找邓小平。邓小平听了蒋经国的思想汇报后严肃地说:“一、广州‘三·二0’事件,说明你父亲是站在反共、反人民立场上的,是破坏国共合作的严重的政治事件,同学们对他的谴责和声讨是理所当然的;二、我们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很重,由于你父亲的缘故,有这个家庭背景,同学们对你有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三、一个人的出生家庭是不能选择的,但每个人的路是靠自己走的,今天,你向组织上汇报,说明你是相信组织的,组织上也就认真地告诉你,要和你父亲的错误划清界线,真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用自己的行动向组织和人民作一个满意的回答。”邓小平的一番话使蒋经国感到:邓小平不但原则性很强并且很有人情味,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蒋介石与蒋经国


  在国内,对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以陈独秀为首上海中央采取的政策不是给蒋介石以有力回击,而是采取继续退让的政策,并向蒋介石表示是“误会”,蒋介石当时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分裂,他的真实目的是试探一下共产党的态度,同时给政敌汪精卫一个下马威,既然预期目的已经达到,更重要的是他当时的处境还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苏俄的军事援助,于是他趁机也说是“误会”,立刻放了人,交还工人自卫队枪械,并向苏联顾问团表示歉意。由于蒋介石反革命的真正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他玩弄的反革命两面派的伎俩,人们一时还难以识破,既然他承认是误会,并道了歉,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大,加上苏共当局一心想拉国民党加盟于共产国际,因而中山大学“讨蒋”风波也就很快平静下来。事后,蒋经国知道邓小平把与他的谈话向中共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书记傅钟作了汇报,并批准了邓小平的三条意见时,蒋经国对邓小平更加肃然起敬了。


  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二年制,由于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回国工作,邓小平在中山大学不到一年,也就是1926年年底便奉命回国了。一个星期之后,当蒋经国得悉邓小平已归国,根据当时的组织纪律,他未能给邓小平送行。


1927年,就在蒋经国即将毕业之际,蒋介石在国内发起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昔日在同一个战壕里的国共两党立即变成冤家对头。从同志、战友的立场出发,苏共无疑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并相应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在中山大学的国民党学员全部遣送回国,蒋经国作为人质留在苏联。直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抗日,才由中共方面的努力,将蒋经国接送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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