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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这样评价

2019-05-05 17:55:49作者:浦江同舟 浏览:2486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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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余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抗议巴黎和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全部权利转交日本,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举行爱国示威游行,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火烧了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曹汝霖住宅。北洋政府逮捕了31名学生,更激起各界人民的义愤。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后来,这场运动被定义为: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

而这场运动真正成为全面爱国革命运动,则是在五四运动重心转移到上海之后。


响应北京学生游行

消息传到上海后,上海人民立即响应。5月6日,日商上海第二纱厂工人举行罢工,响应“五四”运动。

5月5日,新申报发出号外

5月7日,上海学生、工人、市民2万余人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国民大会,强烈要求废除密约,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会后,全市工人、店员积极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各行各业纷起拒售、拒购、拒用日货,报纸拒登日货广告。

2万余人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国民大会

5月21日,永元机器染厂职工在《时报》上登函,表明本厂同人因拒用日本原料、机件,于当日起停工,以表示支持爱国运动的热忱。溥益纺织厂全体工人散发传单,进行爱国宣传,并坚决抵制日货。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单位职工组织宣传队,进行露天演讲,散发传单,号召广大职工、市民抵制日货,奋起救国。

影响所及,商店店员不卖不买日货,人力车夫不拉日人,码头工人不运日货,连在黄浦江上摆渡的舢舨船工也拒载日人日货过江。

5月27日《民国日报》报道:“浦东沿浦一带各码头扛挑小工,前日在老白渡地方开会集议,到者数百人。全体一致表决,凡遇日本船只抵埠,不为起货;并分发传单,劝导各码头劳动界切实进行。各码头继续实行者日多,惟洋溪港口三井煤栈尚未进行云。”

5月29日《时报》称:“近日各轮埠码头小工异常热心,对于外洋来沪各日轮,咸皆拍手观望,拒不运卸货件,以致轮埠公司深抱为难;虽经奖励小工头设法起卸,然亦不生效力云。”


发动“六三”大罢工

6月3日,北京军阀政府逮捕爱国学生170余人,4日又逮捕700余人。大逮捕的消息激起上海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慨,各校学生纷纷上街宣传,开始罢课。6月5日起,全市商界开始罢市,工人奋起罢工,形成上海第一次的“三罢”(罢课、罢市、罢工)斗争。

6月5日上午,日商内外棉三、四、五厂约6000工人首先揭开罢工的序幕。下午,日商浦东日华纱厂和杨树浦上海纱厂2万余工人继起响应。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印刷所工人也于同日举行停工。

6月6日罢工队伍迅速扩大。华商、法商、英商电车公司,求新、锐利机器厂,祥生铁厂以及丝厂、烟厂、造纸厂等各业职工相继罢工。

6月6日《大陆报》说:“迄今为止尚未组织起来的上海工人也罢工了。在码头工人写给总商会的信上说,他们至少要罢工三天,要让北京知道连工人也不答应北京政府的举动。信上要求与总商会合作,并希望,他们与工人的领袖在上海举行一次联席会议。”

7日,沪宁、沪杭甬铁路总机厂、别发印书房、兴发荣机器造船厂等厂。8日,日商内外棉七、八、九厂及沪西小沙渡内外棉各厂职工,先后举行罢工。

9日、10日,罢工运动冲破租界和华界当局的种种戒备、戒严,进入高潮。英美烟厂、江南造船所、英商耶松老船坞、瑞镕机器造船厂、日商公兴铁厂、章华造纸厂、上海电气公司、美商慎昌洋行、亚细亚美孚油栈、荧昌火柴第一、二厂、华昌盒片厂、大有榨油厂、英美电话公司等企业职工,以及全市汽车行职工、码头工人、清洁工人、油漆工、水木工等纷纷罢工。铜铁机器业工人举行万人罢工并示威游行;5000多名海员于9日冲破重重阻力,投入罢工行列,历时4昼夜,中外海轮全部停航。

6月10日《新闻报》载:“本埠大小各轮船公司凡走长江班及杭嘉湖等的轮船,昨日因办事人员激于爱国热忱,全体休业,是以各轮船昨日只得停驶。另函云:浦东各轮船水手昨在均安公所开会,议决同业一律离船,致定班出口之轮船,如‘新宁绍’、‘新北京’、‘大通’、‘江新’等各轮船均不果开行。”

同一天《民国日报》又有报道:“杨树浦上海纱厂昨日有驳船装载烟煤四船,码头小工均不肯代卸,故停泊码头。又虹口各码头、日本邮船码头已无华工踪迹,日清、三菱等码头栈房亦已较平时减少过半云。”这一天,海员罢工也开始了。


从罢工到武装起义

毛泽东说过,五四运动,开始只是觉悟的、先进的学生参加,发展到“六三”时,在上海已经不只是学生,而且有广大的工人、商界参加,后来,汉口、长沙、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都卷进这个潮流里去了。

从6月5日到11日,上海共约11万工人和7万余店员投入罢工罢市,成为全市“三罢”斗争的主力军,显示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威力。这次大罢工爆发于6月5日,而起因是6月3日北京军阀政府逮捕大批学生,因此史称六三大罢工。

上海的“三罢”斗争,特别是六三大罢工,在南京、杭州、厦门、芜湖、天津、济南、武汉等地引起强烈反响,工人罢工和酝酿罢工不断发生。

反动当局感到十分震恐。

淞沪护军使会同沪海道尹联名急电北京政府:“此次沪上风潮始由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日将有劳动工人同盟罢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该电报最后请求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3人职务。

迫于上海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抗争,北京军阀政府终于释放了被捕的学生,罢免了曹、章、陆3人职务。6月12日,上海的“三罢”斗争胜利结束。

后来的历史评价将其作为一个里程碑事件:上海工人阶级以前所未有的革命姿态投入这场爱国反帝的政治大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上海的工人阶级显示出了强大的力量。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上海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民国11年(1922年)掀起了上海的罢工高潮,民国14年(1925年)开展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接着举行三次武装义,并取得第三次起义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

1919年6月16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

熊月之曾评价说,五四运动的发生,原因很多,与此前《新青年》的先锋宣传自有内在关系。五四运动作为民众爱国运动,爆发在北京,其运动方式有一部分伏根在上海。集会演说,散发传单,通电抗议,罢课罢工,抵制洋货,这些抗议方式在清末民初上海已不止一次被运用。

1919年的五四运动,实际是此前上海抗议运动的重演、放大和发展。

五四运动一开始在北京表现为学生运动,6月份在上海则表现为市民运动,工人、商人都被卷了进去。三罢之中,罢课影响固然不小,但罢工、罢市作用更大。熊月之认为,之所以是在上海而不是在别的城市首先形成三罢局面,与上海的社会结构有密切关系。他引述民国初年人们所说,“上海与北京,一为社会中心点,一为政治中心点”。北京工商业规模不大,难以掀起具有全局意义的罢工罢市运动。

据1919年统计,上海工人总数达513768人,其中产业工人181485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锻炼了上海工人阶级很强的反抗性,而近代企业的集中生产,又培养了上海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曾反省,“北方文化运动,其最可痛心,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觉”,“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上海的反应不同,五四运动发生几天后,工人、市民纷纷响应,掀起罢工。

陈独秀到上海后,有意识从发动知识分子转到针对工人开展宣传,李汉俊等人深入到工人中去宣传,他们先后发动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上海印刷工会等,努力与工人打成一片。以新型知识分子为桥梁,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了起来。

邓小平曾说,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齐卫平等人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一书中写道,“上海近代工业发展中地位决定了它是新社会力量的集中之地,上海工人阶级居多以及工人运动的开展,形成了思想动员和组织建构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中,就有一些知识分子将视线转向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动上。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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