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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回眸|共产国际与中共一大

    中共党史

    2021-04-18 17: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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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921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随着相关档案材料的披露和国内外学者的深入研究,共产国际对中共一大筹备和召开所起到的作用值得关注。


    共产国际帮助筹备中共一大


    十月革命以后,由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十分关注中国革命,先后派出多名代表来华帮助建党,其中维经斯基、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对中共一大的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1920年3月,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确立了扩张革命的东方路线,中国成为其关注的重点。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出维经斯基等人来华,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


    维经斯基一行先到北京,首先结识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见了陈独秀。在北京和上海期间,维经斯基分别举行多次座谈会,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实际情况及其对外政策,了解中国革命现实,并分别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交换了建党的意见。维经斯基积极主张中共建党,并在理论宣传、组织建设和经费支持等方面做了一些筹备工作。1920年12月,维经斯基离开中国,他在回国之前经过北京时还不忘建议中国同志,“表示极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各地的雏形组织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1921年4月中旬,维经斯基受命带着文件和经费二次来华,准备参加中共一大。但由于目前尚不清楚的原因,他遇到了麻烦,没有完成其使命。尽管维经斯基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他的帮助和指导加快了中共一大召开的步伐。对此,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评价道:“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发生联络、协助中国共产党的组成、并促进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威金斯基(维经斯基)实为最初且最有贡献的一个人


    尼克尔斯基

    马林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二者为什么先后来华?各自担负怎样的使命呢?


    马林在1922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就说:“在第二次世界大会之后,我奉命赴上海,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对此,他在1935年同伊罗生的谈话中作了进一步说明:“当时虽有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局在进行与远东的联系工作,莫斯科仍想派一个共产国际的直接代表驻在中国”;“没有给我什么专门的指示。我仅有的事先准备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讨论和提纲。之所以没有其他指示是由于没有什么指示可给,因为只有伊尔库茨克局了解一些中国动态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共产国际给马林在中国建党任务的材料,由此可以推断: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国的情况了解甚少,故派马林来华主要是了解和推动中国的革命工作,并没有明确要求其参与中共建党工作。应该说,帮助建党并不是马林首次来华的任务,而是尼克尔斯基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那么,尼克尔斯基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领受了什么任务呢?根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保管的材料和档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历史学博士、高级研究员卡尔图诺娃博士认为,尼克尔斯基来华主要有3个任务:一是同马林一起帮助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筹备和举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二是担负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职责;三是掌管一定数额的资金,负责向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以及当时在华工作的其他苏俄共产党人提供经费。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在回忆录中也说:“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之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可见,尼克尔斯基领受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指导帮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和举行,以宣告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到来恰逢中共一大准备召开的前夕,于是他们共同参与了会议的具体筹备,包括提供经费,与李汉俊、李达、张国焘等拟定会议议程等工作。那么,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之间是怎样的工作关系?二者对中共一大的筹备和召开谁起到了主要作用?对此,学界呈现差异化观点。有的认为尼克尔斯基是马林的助手,马林对协助召开中共一大起主要作用。如中共一大召开前,张国焘是最早到达上海的外地代表,李达告诉他说:“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罗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是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包惠僧回忆说:中共一大“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至于掌握时机、发动人员、调动力量是完全出于马林之手”。目前学界根据俄罗斯开放的档案材料,更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尼克尔斯基应对协助中共建党一事负主要责任,马林则作为辅助角色。比如马林自述:“我和尼柯尔斯基同志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不独自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这表明,马林也认为他是帮助尼克尔斯基完成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交办的召开中共一大的任务。


    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中共一大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国内各地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这次大会。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为中共一大代表做了宝贵的指示。马林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共增加了一个东方战友。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他还介绍了其在爪哇的革命经验,建议建立工人组织,同时还建议选举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马林的讲话令部分一大代表多年以后仍记忆犹新。包惠僧称,“马林的报告很长,他讲完了就到了11点多钟”。时隔25年之后,包惠僧又说:“讲到近午夜一点才结束”可见马林的报告为时不短。包惠僧还指出马林“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我们在他的词锋下开了眼界”。尼科尔斯基在大会作了简短发言,向中国同志传达成立远东局的消息,讲述对俄国的印象,同时建议向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报告一大的进程。由于尼克尔斯基“不大说话”,多数一大代表对其印象不深。


    7月30日晚,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闯入会场。马林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终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稍后,法租界巡捕搜查了会议地点。由于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商定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因为是外国人,容易引人注目,为安全起见,没有去嘉兴参加最后一次会议。


    中共一大未正式决议加入共产国际


    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中共一大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对此,共产党人存在分歧和争论。


    一大召开前,据张国焘回忆,李汉俊曾明确拒绝过马林索要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的要求。李汉俊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共成立之后而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和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待研究。”他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实际工作情形去自由支配”。李汉俊和马林之间正是因为这种争执“陷于不愉快的僵持之中”。


    一大会议上,针对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问题,李汉俊与张国焘又发生了争论。李汉俊声称共产国际只是“协助”、共产国际代表是顾问而非领导,中共只可以接受其理论指导而不是组织领导,“中国革命应由我们自己去干”。张国焘则明确提出中共要加入共产国际。最终,中共一大并没有正式决议加入共产国际,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要联合第三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规定党中央委员会每月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


    一大召开后至二大以前,尽管中共尚未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但在事实上中共已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组织,这个阶段呈现的是一种名实尚未统一的过渡形态。有学者提出,造成“过渡形态”的两大主要因素分别是中共党员的独立自主意识和科学批判精神。共产国际方面派到中国的代表,多是以对下级的态度处理与中共的关系。对此,部分中共党员对共产国际的这种指导模式不太适应,甚至提出反对意见。尼克尔斯基曾接受远东书记处的指示,要求必须参加中共临时中央局的各种会议,但“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意有这种监护关系”。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也引发了分歧。如周佛海把组党一事透露给亲属,张国焘认为是泄密,提出加以党纪处罚,国际代表表示支持,陈独秀认为这是党内事务,“国际代表不应干涉党的内政”。远东书记处决定由中共派人到日本办理有关远东民族代表大会事务,马林直接派张太雷赴日,并未与临时中央局沟通,引起李达等人不满。这些矛盾的累积,致使陈独秀准备去信共产国际,信中表示:“我们未加入第三国际,是否加入,尚待考虑。国际给我们的什么命令及议决案,只能供参考之资”“国际代表侮辱我们同志,以后断绝一切关系”。此信虽终未发出,但引起马林强烈的不满,甚至“主张开除独秀党籍”。由此可见,共产国际代表极为重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李汉俊等人坚持独立自主、对苏俄道路取保留态度,显然不符合马林等人的期望。事实上,一直到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才确认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共产国际与中共一大的关系。既不能回避和抹杀共产国际的帮助,也不应片面夸大共产国际的作用。一方面,应当肯定中国共产党在创建过程中曾经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这种指导和帮助无疑对中共一大的召开、中共的诞生起了积极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必须明确的是,共产国际的帮助毕竟只是中共一大召开的外部因素和条件,因而对中共的创建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总之,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诞生的。


    (作者系中共贵州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与党的建设研究院副教授)




    作者 _ 王芳

    期编辑 _ 刘雪松

    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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