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选择要切换的马甲:

  • 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信息中心 -> 多党合作 -> 党外精英

    九三先贤 | 怀念恩师王应睐先生

    党外精英

    2021-06-08 11:18:23

  • 管理
    214 0

    △王应睐


    2001年5月5日,王应睐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终年94岁。转眼王先生去世已经20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王应睐先生是新中国生物化学的奠基人之一,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德高望重的领军科学家,是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


    王应睐先生自1958年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长达26年。我是王先生“文革”后招收的第一个研究生,深深体会到先生对学生的培养、支持和关怀。王应睐先生早在1953年12月就加入了九三学社,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九三学社支社最早的社员。


    爱才惜才

    在“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和“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两项令人瞩目的大项目中,王应睐先生先后担任协作组组长,这两项成果于1982年和1987年分别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王应睐先生一贯非常重视人才队伍建设,他爱才、惜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所副所长,负责生物化学大组的研究工作,他先争取到英国剑桥大学博士邹承鲁先生到生化所工作,将自己的学生伍钦荣先生分配给邹先生当助手。后来曹天钦、沈昭文、张友端、周光宇、王德宝、钮经义等一批有才华的科学家到生化所工作。这些前辈的出色表现,使生化所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1978年“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入学,王应睐亲自参加开学典礼与大家见面,谈到生化所人才断层,希望这批研究生尽快成长,为生化所多作贡献。后来这批研究生中,不少人成为生化所的研究组长,独当一面。


    1984年王应睐先生从生化所所长的位置上退居二线。他告诉我,以前他考虑全所的研究工作如何发展,研究水平如何提高,自己连一个课题组都没有,退居二线后,可以具体考虑一项有重要生物学意义的研究课题了。


    师恩难忘

    王应睐对学生从不说教,充满哲理的谈话使我体会到长者的关爱和希望。他给学生创造锻炼机会,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这些都使我终身受益。


    研究生毕业后,王应睐先生建议我向参加全国高级生化训练班的学员讲授酶学课程。那时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一个大礼堂上课,听课的人很多,所里派出上课的老师都是资深的研究人员。我最年轻、资历最浅,面对这么多人上课难免紧张,想打退堂鼓,向王先生提出是否另请别人上课。王先生说:“上课不仅要自己懂,还要让听众明白,要下工夫的,我看你还是去吧。”事后,我感到王先生让我上课使我以前读的书本知识更加扎实了,提高了口头表达能力,以后做学术报告就不太费力了。


    1990年后我与王应睐先生在同一个研究组工作,进行氨基酰-tRNA合成酶及其与相关tRNA相互作用的研究。这个研究组属于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每年要写中、英文年报。第一次写年报时,我心想王先生英语好,而我中学和大学都是学的俄语,英语底子不好,就向他提出:“我写中文年报,你写英文的,如何?”他说:“中英文的你都写,写好后,我帮你改英文的。”他告诉我英文只有多用、多写才能提高水平,提高英语水平是没有止境的。他初到剑桥,凯林教授让他每周写一篇豆腐块大小的文章在剑桥的专业报纸上发表,他尽管英文还不错,但还是有畏难情绪。凯林教授鼓励他说:“你写,我改”。开始凯林教授改得很多,但越写凯林教授就改得越少了。听了他的一番话,我也就不怕写不好英文年报了,他也仔细地看和修改。经他一改,原来生硬的话变得柔和了,英语更达意了。后来我与国际同行通过电子邮件可以自由交流、写英文科学论文不发愁,王先生的“修改”是功不可没的。


    我是他的学生,他对我从未下过命令,而总是以商量的口气,讨论事情该如何做。在谈到其他人时,他总是谈别人的长处,在哪方面有独到之处。1982年我研究生毕业后,王应睐先生和其他三位先生推荐我申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Fogarty国际基金会提供的奖研金。经过一年多的等待,我的申请非常幸运地被基金会批准了。去美国前,他没有居高临下地对我说教,而是语重心长地说:“到了该回国的时间就回来吧!这对各方面都好,包括你的家庭。”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对学生多商量,少命令。我留学美国期间,尽管那时还没有电子邮件,航空信来往也要一个多月,国内外交流并不方便,但王应睐先生经常亲笔写信给我谈研究所的近况、非常关心我在美国的研究工作和生活情况。可惜多次搬家这些信件都遗失了。


    淡泊名利

    王应睐先生对名利看得很淡。尽管在“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项工作中他的贡献很大,但有关文章投稿时,他都将自己的名字从作者名单中删掉。他没有在任何一篇有关“胰岛素合成”的文章上署名,认为在第一线的年轻研究人员更应该署名。在他89岁时,许多科学家鉴于他在“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和“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两个大项目中的贡献,推荐他为何梁何利奖的候选人。当我向他提及这件事时,他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不必再提了!”经评议,先生获得了1996年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他将奖金的一部分作为“王应睐奖学金”奖励生化所的优秀研究生,他时时想到的是如何推动我国生物化学事业的发展。


    王应睐先生淡泊名利,但他对同行的贡献充分肯定。王先生是1955年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相当于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恢复院士制度后,时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的王应睐先生积极推荐植物生理所沈善炯先生和上海细胞所的庄孝僡先生等多位先生成为院士,沈先生亲口对我说他成为院士很长时间后才知道是“老王推荐的”。王应睐先生为研究所取得的每一项成果感到高兴。2001年他重病住院期间,我们的研究课题获得了“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自然科学类)一等奖”,我们研究所张永莲研究员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研究论文。他听说后脸上露出了笑容,连声说:“好!好!”并说:“大家都有成果,只有我在偷懒。”开始我以为我听错了,他已经病成这样,怎么能说偷懒呢?又问了一句:“您说什么?”“我在偷懒”,他重复道。事业、工作绝对是他生活的中心。


    他人为重

    王应睐先生尊重他人,不管对研究员,还是对工人的劳动他都非常尊重。20世纪80年代初,我亲耳听到一位开电梯的女工说:“所里对我最客气的是王所长,最不客气的是刚刚进所的研究生。”当时我就想这些学生在生化所待一段时间,也会对她客气起来的,因为生化所的老所长是一位十分尊重他人的人。


    生化所的职工都会记得,王应睐先生在研究所年纪最大,但开会最守时,从不迟到、早退。在他近90岁时,出席了纪念曹天钦先生的国际蛋白质研讨会的开幕式,时任所长林其谁怕他身体太累,特地关照我,开幕式一结束就陪他回办公室休息。茶歇时,我就开始劝他休息,不料他说:“下面有XXX的报告,他远道由美国来,我走了不好。”报告结束后,我再次劝他回去休息,他说:“下午还有XXX的报告,他在我们实验室工作过,我走了不好。”就这样,他用了会议工作午餐,下午坚持听完了学术报告。通常这时是他的午休时间,肯定是太累了,当我再次劝他回去休息时,他答应了。走在路上他问我:“我离开了,正在报告的XX会不会有什么想法?”王先生已经90岁了,而那位正在报告的年轻科学家只有30岁出头。我回答他:“怎么会呢?不仅XX不会有什么想法,就是你不听下午的报告,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想法。你毕竟90岁了。”其实,王先生的耳朵不是太好,不一定能完全听清楚这些报告,但是他坐在那里是表示对报告人的尊重。以前家人教导我要尊重他人,在许多书上也都把尊重他人作为人的美德,我从先生的言行中知道了如何尊重他人。所以现在我听报告也尽量认真,以示对报告人和听众的尊重。


    王应睐先生自2000年11月21日下午因血压低、心跳慢、胃口差,去华东医院看病,就一直住在医院,与病魔作斗争。2001年5月5日下午去世,终年94岁。7月5日,美国著名科学杂志《自然》罕见地发表文章,讲述这位老人的故事,文章说:“他的故事,应该让每一个中国人知道。”


    2007年11月12日,在王应睐百年寿辰前一天,研究所、王应睐基金会、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会共同主办了纪念活动和王应睐纪念铜像揭幕仪式,来参加纪念活动的不仅有现任领导、王先生的亲属,还有原生化所王先生的老同事。他们有坐轮椅来的、也有拄拐杖来的,他们之中有王先生的领导、也有同事和学生,有高级研究人员、也有普通的工友,看得出他们是怀着对王应睐先生的尊重、爱戴和感激之情来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现在王应睐先生的铜像安放在生化细胞所实验大楼的门厅,他的精神永存,他对新中国生物化学事业的贡献长留史册。他培养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人才遍及全国,他高尚的情操让人们永记。他是一位永远活着的科学家!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作者:王恩多

    编辑:鲍家树 孙靖琪

    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推荐阅读

    文章评论

    注册或登后即可发表评论

    登录注册

    全部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