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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心曲:民盟领导人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

    民盟快讯

    2021-07-09 16: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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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澜:执着无悔求光明

    1953年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和张澜在天安门城楼。


    张澜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中国民主同盟的杰出领导人和创始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的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时期,当他接触并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犹如在黑暗中看到了民族的曙光,从此与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站在一起,与中共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国共合作展开了全面抗日斗争。当时张澜已是65岁高龄,但他老当益壮,担任了四川省抗敌后援会主任等公职,为团结抗战奔走呼号,通过各种方式促进抗日,并且他一再希望开赴山西前线作战的邓锡侯、李家钰等川军将领要同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密切合作,朱德曾为此致函张澜深表感谢。


    1941年3月19日,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等17人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秘密会议,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团结各种民主力量,反对独裁,促进抗日。张澜以无党派人士参加并于危难之际出任民盟主席。从此,他带领民盟和中国共产党密切配合,坚持抗战,团结各方力量,反对投降和分裂。他曾说:“外面有人说我们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共产党说得对、做得对,我们为什么不应该赞成、支持呢?”对于张澜敢于斗争的精神风范,中共给予了高度评价。1945年3月,董必武在延安文化界人士会议上谈到张澜时说:“他富有正义感,很耿直,社会声望很高。”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社论,称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民主运动的生力军”。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8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接受蒋介石的邀请进行重庆谈判。张澜在重庆借住于民主人士鲜英的宅院——特园,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虽然事务繁忙,却三次来到张澜居住的特园拜访,与张澜等民主人士讨论时局,共商大计,成就了一段光辉的历史佳话。


    8月30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第一次来到特园。毛泽东首先转达了朱德和吴玉章对张澜的问候。张澜在回问两人的近况后,对毛泽东说:“毛先生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富强,不顾个人安危飞抵重庆,奔走和平,实为澜所敬佩。”毛泽东对张澜的关心表示感谢,并请他放心。张澜郑重地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是从来不讲信义的!”毛泽东风趣地说:“现在,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清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张澜感慨道:“蒋介石要是真的回心转意,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就是全国人民之福啊!”


    毛泽东向张澜详尽解释了中共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的六项措施,还介绍了解放区的政权建设、人民福利以及生产、教育等问题。两人交谈甚欢,神驰畅游。下午5点,毛泽东告辞,将毛泽东送出大门后,一向谨言慎行的张澜对在场的人感慨道:“得天下者,毛泽东也。”


    9月15日下午,毛泽东三顾特园,看望张澜,并在张澜的卧室里进行了长时间的恳谈。毛泽东向张澜介绍了国共和谈的进展情况。张澜推心置腹地说:“在五四运动以后,为了摆脱北洋军阀的统治,使人民能够过问政事,我曾经同吴玉老(吴玉章)在川北推行过地方自治,深知政权、军队对于人民的重要性。国民党丧尽民心,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给你们。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持一些净土!”毛泽东点头道:“张表老,您尽管放心好了,‘针锋相对,寸土不让’,正是我们对付时局而制定的方针。”


    此次会谈后不久,张澜于9月18日在重庆《新民报》上发表了《致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呼吁公开谈判内容,实现国内和平。在中共的诚意和张澜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重庆谈判取得了重要成果,签订了代表和平、民主建国方向的《双十协定》。


    每当张澜回忆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的会面时,总是深情地说:“我一身经历了几个朝代,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终于发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祖国、为人民谋福利的唯一政党。”


    全面内战爆发后,面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张澜带领民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拒绝参加伪“国大”,因此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打压和迫害。1947年11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制民盟总部宣布解散。张澜在民盟总部被迫解散的次日毅然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严正表示:“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决不变更。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目的”。


    新中国成立后,张澜不顾自己已是古稀之躯,仍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新中国的各项事务中,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他本着从国家大局、人民利益出发,积极参政议政,对多党合作制度的建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尊敬和赞扬,并受到了特别的关怀。


    张澜一生追求光明、刚直不阿,其爱国爱民的光辉精神彪炳史册,其高尚坦荡的道德风骨令人敬仰。他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故事已成千古佳话,永远镌刻在多党合作的历史丰碑上。



    沈钧儒:爱国奉献赤子心

    1957年,毛泽东与沈钧儒亲切交流。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随后“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沈钧儒与马相伯、邹韬奋、陶行知等上海文化界爱国人士发起声势浩大的救国运动。1935年底,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沈钧儒当选为大会主席。1936年5月,该会扩大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这年7月,他与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4人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主张响应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全国各党派联合起来,成立救亡联合阵线,发动民众,实行抗日言论自由,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内战,与中共联合一致抗日救国。当时,这篇文章曾印成单行本广为流传,影响极大。毛泽东看到该文后,于8月10日致函沈钧儒等人,该函刊登在10月30日的巴黎《救国时报》上,信中说:这些文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满意,我们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我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表示诚恳的敬意,并向你们和全国人民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地愿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治派别的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与你们纲领和要求上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最后,毛泽东还提出,希望沈钧儒等和其他抗日组织前去参加苏维埃政府,也希望他们派代表前去进行合作谈判。同年9月18日,毛泽东再次致函沈钧儒等人,高度赞誉他们的爱国行动与正义言论。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中共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拒不出席,救国会的参政员沈钧儒与陶行知、邹韬奋、史良也拒绝出席。救国会对中共如此认同,自然招致来自国民党及社会上的非议,沈钧儒所领导的救国会是“共产党的尾巴”的说法不时流传。沈钧儒对此的回答是:“共产党是人民的党,它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是得到人民拥护的,我们赞成它的主张有什么不好?这样做是光荣的。”


    1947年10月,蒋介石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强令解散。沈钧儒对此十分气愤,坚决反对向国民党妥协。1948年初,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沈钧儒亲自主持通过了两项决议。主张一切民主党派都要结成坚强的民主统一战线,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路线,并第一次批判了民盟一些人所持的“中间路线”,指出这已成为一种走不通的幻想。


    1948年4月30日,在人民解放战争面临全面胜利之际,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邀请民主党派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沪局的指示》,列出准备邀请的人员名单,包括沈钧儒在内共29人,其中在港的就有16人,《指示》提出,“讨论须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首先征询李济深、沈钧儒二先生的意见,并电告中央”。中共中央对二人的重视、信任程度,不言自明。


    沈钧儒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他毕生以救国为己任,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矢志不渝地奋斗了半个世纪。他不避险阻,通过长期锲而不舍的探索,从改良主义、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大革命时期,他与共产党人合作共事,从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看到了希望,逐步明确了自己应走的革命道路。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定的爱国意志和抗战立场,给予了他很深的影响。共同的志向与意愿,使沈钧儒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日益密切,合作日益默契,最后成为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亲密朋友。



    费孝通:相交贵在心相知

    1956年,毛泽东与费孝通(左一)合影。


    费孝通早年抱着探求富民强国的强烈愿望,赴英伦学习,1938年暑期学成回国。他来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投入全国抗日民主爱国热潮中。为了救亡,费孝通于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他把这看作是自己的“政治启蒙”。他说:“访美归来,国内政局日趋紧张。我忧心国事,1944年由潘光旦先生介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


    1945年后的费孝通成为了西南联大著名的民主教授,一直致力于呼吁和平民主,也曾因此险些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比较危险的一次是1945年11月25日,那天晚上,费孝通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操场演讲,会场已经被国民党特务包围,特务们搞破坏断电,甚至向场内开枪。费孝通站在会场的最高处,面对头顶呼啸而过的子弹,向全场高呼:“不但在黑暗中我们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集会之后的12月1日,昆明发生了“一二・一惨案”,之后又发生了“李闻惨案”,1947年11月,民盟也被迫解散。面对专制独裁统治的黑暗,费孝通不禁悲呼:“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的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等事。我们现在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国统区的黑暗让费孝通彻底地失去了对国民党的幻想,而对共产党,他回忆说:“那时候我并不真正了解共产主义。我们对共产党人有积极的印象,因为他们爱国又能吃苦。”直到1948年底,当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胜利已成定局的时候,他仍然在文章中说:“由于国民党封锁消息和恶意宣传,我们对解放区的情况不了解,对不了解的东西无法评论。”


    但费孝通的内心始终高扬着报效国家的热情。他自己说:“我很高兴我回到中国而不是留在国外,一个人属于他原来的集体,并对该集体负有责任,对人类生活至关重要,它可以丰富生活。”他在不十分了解共产党情况下对共产党抱有好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共产党确实代表人民的利益。1948年11月,他告诉住在清华园的雷德菲尔德夫妇,他可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工作,甚至于可以作为“忠诚的反对派”对他们提出批评。而且,他确信并希望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在新政府领导下为国家作出贡献。


    使费孝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态度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事情发生在1949年1月。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最后的战略决战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上陆续取得决定性胜利。从这时开始,筹备新政协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勠力进行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从1948年8月起,在中国革命胜利形势的激励下,在中国共产党的诚挚态度正确政策的感召下,在中共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关怀帮助下,远在香港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为筹备新政协、共商建国大计,纷纷踏上了到解放区的征程。


    费孝通、张东荪和雷洁琼、严景耀夫妇是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从北平西郊八大处乘坐大卡车出发,由八名解放军战士护送到达西柏坡的。


    费孝通一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和诤友提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建议,也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自己90大寿那天,动情地说:“我今年90岁了,在党的领导下,在民盟同仁的帮助下,做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微不足道的,最主要的是这条路我选对了,感谢中国共产党带领我走上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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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鲍家树 孙靖琪

    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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