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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概念演变

    它山之石

    2017-04-03 22: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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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中国共产党提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科学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民主革命时期提出了必须接受人民群众以及党外人士监督的初步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战略思想;改革开放新时期,民主监督作为人民民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正式提出,随之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科学概念最终确立。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科学概念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及党外人士监督、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然结果。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概念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必须接受人民群众以及党外人士监督的初步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民主党派的历史进步性和利益代表的广泛性,鉴于苏联一党制所暴露的弊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战略思想,奠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改革开放新时期,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基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民主监督作为人民民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正式提了出来,随之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这一概念也得以正式确立。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这一科学概念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及党外人士监督、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然结果。





    一、历史兴亡周期率与“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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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建立“三三制”政权,“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是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概念生成的逻辑起点。1938 年7 月,毛泽东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边区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全国也应采取这个制度,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并强调这种制度要全国采用,是需经过全国人民切实了解,认为可行,然后才能实行的,因此,欢迎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的人都来看一看”[1]129—131。1940 年3 月,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中提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在“三三制”政权中,特别强调保证党的领导。认为党的领导权要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2]。共产党员要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1941年5 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提出,“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1]335。由此看出,边区“三三制”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实行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民主政权,“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是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概念生成的逻辑起点。


    “国事不是党派私事,而是国民公事”是处理政权中党派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提出人民监督政府思想的重要依据。1938 年2 月,毛泽东在《给范长江的信》中谈论国共两党关系时,就提出“两党的事不是两党私事,而是国民公事”的思想,呼吁国民党承认并实行一个共同抗战和民主建国的共同纲领,希望两党党员及领袖以至全国各界一切关心民族前途的人们为共同促进并实行这个纲领而奋斗[1]92—93 。在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民主实践的基础上,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进一步深刻地阐述了这一思想。1941 年11 月,他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强调:“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毛泽东同时认为,“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还存在许多‘毛病’。因此,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只有内外夹攻,才能把‘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因此,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3]。


    “三三制”民主政权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团结和凝聚了边区各阶级阶层、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抗日力量,为全国树立了实行民主制度的榜样,为毛泽东回答“跳出历史兴亡周期率”问题和提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思想奠定了基础。1945 年7 月,黄炎培访问延安,毛泽东与他进行了著名的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在回答黄炎培谈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时,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4]这是毛泽东关于民主监督思想的最初表述。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思想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把监督当作与党外人士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认识到了监督对民主政权建设的重要意义[5],也标志着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初步思想的形成。





    二、以苏为鉴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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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毛泽东提出要借鉴苏联经验,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成为了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民主党派原有的阶级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民主党派继续存在的价值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多党合作期待着新的理论建构和支撑。当时中国的政党制度面临着两种可能:一是民主党派光荣结束,实行苏联式的一党制;二是民主党派继续存在,实行有别于苏联一党制的多党合作制。在此背景下,毛泽东“以苏为鉴”,鲜明地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战略思想,中共“八大”正式确立了这一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


    1956 年4 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7]34—35


    1957 年2 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继续阐发了这一思想。他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更为有益”[7]234—235。


    这一时期,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等同志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内涵、根据及意义,也进行了较为充分地说明和论证。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内涵,周恩来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主要是讲中国共产党跟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长期共存”是指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互相监督”,首先应该由共产党请人家监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实际上是扩大民主[8] 。


    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理论根据,李维汉在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长期的多党合作,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之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并没有排除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党共存的可能性。我国的经验证明了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能够起着互相帮助、互相监督的作用,有利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和加强。我们党的工作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我们当然要首先依靠党内的自我批评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同时也还必须借助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批评和监督。因为他们今天和将来都联系和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基础,他们能够反映社会上一个方面的意见和要求[9] 。


    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价值,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党是一个不为私利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但是我们现在还有缺点,将来也一定还有缺点,并且不可能没有错误。我们当然首先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同时,我们也应当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10] 。


    邓小平在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11] 。


    中国共产党以苏为鉴,深刻认识到一党制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思想,它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执政,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同时也需要民主党派的监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党派继续长期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互相监督”。




    三、民主监督与“民主党派民主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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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新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鉴于“文革”期间极“左”政治的教训和人们对权力监督问题的共识,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人民政协以及各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积极性,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中国共产党也要接受各民主党派的监督,这一思想是确定不移的。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只有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才能听到不同的声音。


    早在1957 年4 月,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就对“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问题作了初步的概括,指出监督来自三个方面,即党的监督、群众的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11]270—273。


    1978 年12 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12]在这里,“民主监督”作为公民个人的一项基本民主权利被正式提出。1980 年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的《全国统战部长座谈会纪要》指出,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中贯彻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它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实行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这是民主监督概念在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正式使用,此后的政协章程把民主监督正式写进总纲部分。1982 年12 月,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根据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并通过建议和批评发挥民主监督作用。”[13]407—408 刘澜涛在此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改草案)〉的说明》中也指出:“人民政协以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就国家事务提意见、作批评,这就是监督。这也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项优良传统。这种监督,不同于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人大运用国家权力实行监督,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人民政协的监督不具有国家权力的性质,没有法律约束力,是一种民主监督。”[13]421 这表明,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和多党合作的重要机构,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实际上包含了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随后各民主党派在各自章程中,都把民主监督规定为其主要职能之一。


    民主监督概念的正式提出和科学界定,使民主监督思想得到了新的发展。1984 年5 月,邓颖超在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阐述了民主监督的含义、特点及其作用,指出“民主监督,就是在共同政治准则的基础上,互相提意见,作批评。ZG共产党居于核心领导地位,尤其需要来自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监督。这对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防止党和政府脱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都有很大的好处。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实行民主监督的特点,就在于能够广开言路,活跃思想,畅所欲言,使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虽然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不具有国家权力的性质,但是这种监督是我国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渠道,同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相辅相成的,同样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尊重和重视”[13]441。

    1989 年1 月2 日,邓小平同志对民主党派成员关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问题所提建议作出重要批示,“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民主党派的),专门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13]464。根据邓小平的批示,1989 年12 月,中共中央制定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了发挥民主党派监督作用的总原则,即“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扬民主,广开言路,鼓励和支持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各项工作提出意见、批评、建议,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且勇于坚持正确的意见”[13]481。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总原则的提出,标志着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概念得到正式确立。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2.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9-810.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八三—一九四九):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609―610.

    [5] 游洛屏.浅议民主监督理论[N].学习时报,2007-11-19(412).

    [6]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08.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47—351.

    [9]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283.

    [10]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46—247.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

    [13]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来源:广西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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